鸡西市

[51]如果以客观归属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的话，则可以做如下表述：负有消除既有危险之义务的行为人在可能履行该义务的前提下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果回避措施或降低风险措施，由此导致既有危险在构成要件结果中现实化。

在刑事案件中，这同时会造成对罪刑法定及禁止类推之要求的理解不同：涵摄模式会严守这一准则，而等置模式追问的只是：是否可能在类推范围内，经由实际上可用的标准划出一条还算可靠的界限。此外，还存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应用伦理学的层次。

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告密者没有尽到道德义务能够用法律手段(甚至是刑法)来进行处罚？换言之，为什么司法裁判(法律推理)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法律义务问题，而且要解决当事人的道德义务问题？尤其是，为什么作为法律组织的法院可以用法律手段去应对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自然法学那里不存在，是因为它在法概念论的层次上就已经将法律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合一了。后者则以个案比较为核心，将重点放在案件类型的评价一致性上，倾向于更实质的论证(直观—法益论证)。杜宇：刑法解释的另一种路径：以‘合类型性为中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第176-190页。也就是说，公约没有被转化为或纳入东德的国内法，从而与其他国内法形成体系性关系。(狭义)涵摄模式与权衡模式的对立是法律论证内部的对立，而(广义)涵摄模式与等置模式的对立则是法律论证与法律发现之间的对立。

在此，我们只关注法学方法论这一领域。法的发现理论认为，法学方法论主要研究的是法律适用过程研究的是法官作出裁判的真实过程，它需要关注在法官裁判中究竟哪些要素在影响法官的判决，以及判决的真实结构。[9]GB 3838-2002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8978—2004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3095-1996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13271-2001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663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GB 16153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饭馆(餐厅)卫生标准》，GB 5749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9667是指国家强制性标准《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参见：柳经纬.标准与法律的融合[J].政法论坛，2016(6):18-29.) [19]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只是强调标准化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服务外交外贸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对标准化事业的认识也局限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层面上[20]，标准与标准化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按照这部分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的见解，必然得出混合标准部分是法律而另一部分不是法律的结论。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显而易见，标准法律属性论无法解释我国标准化的这种现象。[18]从标准化的角度来看，标准与法律的联系则表现在标准吸收了法律。

上述关于标准的规定，彰显了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效力，对标准法律属性论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张强制性标准具有法规性质、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的，都直接源于法律关于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规定。强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这一点，也得到法学界的认可，但在技术法规是否仅限于强制性标准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强制性标准并不是技术法规的全部，技术法规还包括其他内容。还有一种与上述混合标准不同的情形也是标准法律属性论所无法解释的。例如，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在一起因电梯噪音引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书中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第4.2.1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技术法规论者主张标准是技术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达成的意见认为强制性标准具有法规性质，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标准是环境法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基于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效力。第8.5.6条规定：……游泳场所符合GB 9667的标准。第7.3.3.1条规定：空气质量达到GB 3095-1996的要求。标准法律属性论之所以难以成立，其主观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二者在法律上的密切关系之表象，而忽略了它们原本存在的本质区别，更没有看到标准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规范效力来源于法律规定这一深层的联系。

(四)基于特定法域里标准与法律的密切联系，有观点认为标准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环境法领域，环境标准与环境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环境标准。对于将环境标准纳入环境法体系的理论主张，有学者从形式和作用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证：在形式上，《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都有关于环境标准的规定，根据纳入其中即为组成的逻辑，认定环境标准形式上属于环境法体系。

根据软法的理论，标准要么属于硬法要么属于软法，硬法是法，软法也是法(即软法亦法)，因此标准无论属于硬法还是属于软法，均属于法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标准化与法治问题的理论研究，探索标准与法律联系的规律，揭示标准化原理对法治的意义，改变标准化与法治理论研究的薄弱状态，为发挥标准与标准化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修订前的《标准化法》[10]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国际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化法》第8条规定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在第二个层面上，除了《标准化法》规定了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外，不少的法律也规定了标准的效力。软法论者将强制性标准归入硬法，将其他标准归入软法，也是对标准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阐释。在环境法学界，亦有学者指出，强制性标准本身不属于法的规范，强制性环境标准必须经环境立法确认并由环保局等主管部门决定使用后才具有相应的法的拘束力{18}，或认为我国环境标准具有法规约束性，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所赋予的{19}。修订后的《标准化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企业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重申了依标生产的要求。依此，不同的事物应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相同的事物则应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

采用的方式包括等同采用和修改采用，采用国际标准时应尽可能等同采用[11]。声环境质量达到GB 3096-2008的要求。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国家标准《社会责任指南》(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36001-2015)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36002-2015)。在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看来，既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又规定强制性标准具有强制性，那么这些标准就具有法律属性。

在这种体制下，标准化工作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总是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哪些事物属于标准化的对象，应当制定标准。标准对于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体现在标准为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提供了依据，为行为人如何为提供了指引，法律对标准形成了某种依赖关系。

【摘要】 标准与法律本属于不同性质的规范系统，但在标准法律属性论者看来，标准，尤其是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具有法律属性，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共识也就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法院处理有关标准著作权纠纷或标准出版纠纷的指导意见。在入世文件中，我国政府把强制性标准作为技术法规来处理，将我国的强制性标准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3]{4}。法治 标准与法律(制定法[1])均为规范性文件，具有规范性，但二者的规范属性不同{1}，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实施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2]，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规范系统。

同一项标准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属性，这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在现代社会，随着标准化事业的发展，标准无处不在，标准的领域不断扩大，并逐渐渗入法律的固有领域，标准与法律的关系日益密切，呈现出某种融合的现象，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引进标准。

五、区分标准与法律的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都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有关标准与法律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标准化本身的需要，回答标准化理论研究的问题，而不是要回答法治和法学理论研究的问题。

政府不仅是标准化工作的管理者，也是标准的制定者和实施监督者，它们几乎包揽了标准化的全部工作。修订前的《标准化法》区分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第14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在软法学者看来，区分软法与硬法的关键(划分标准)是能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那些能够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规范属于硬法，那些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属于软法{7}。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达成的意见则依据不同类型标准的效力来阐释标准与法律的关系。标准对法律所具有的支撑作用也进一步说明，法律要实现对社会行为的有效规范，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就必须在国家法治的层面上提高对标准化事业的认识，在具体法治的层面上重视对标准化成果的利用，在法学研究的层面上加强对标准化与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制定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很容易被理解为与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法律性文件具有等同的性质。

环境保护法需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环境保护法实际发挥的效用如何，将取决于环境标准尤其是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宽与严，污染物排放标准越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义务也越严，环境保护法所发挥的效用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王清.标准出版若干法律问题讨论[J].出版科学，2008(3):15-20。

这表明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需借助于标准，对标准形成了某种依赖关系，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需以标准为内容，法对企业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需以标准为基础。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标准化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杨华权.论中国标准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J].电子知识产权，2011(11):44-49. [7]参见：(2016)辽0105民初2855号民事判决书。在我国现行法中，法律关于标准的规定，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法律规定了标准。